01302019時事觀察 第2節：霍詠強 — 中國——大鱷的遺憾？

20190130 霍詠強
2.中國——大鱷的遺憾？
從八十年代初，大鱷就以「慈善工作」為名，插足他認為更廣闊的活動空間——政治。但是，他不認為投身政壇是最好的方法，他認為官員、議員這些政客不過是扯線公仔，他更樂於在幕後，用更高層次的社會論述來操縱輿論的變化，從而令社會向他的理想進發。
最初，他把目標放在自己的祖家，那個原來充滿禁忌和威權的國度，早已因為國際環境轉變已經改變了許多，但是，他要更巨大的改變，起初就低調地通過慈善基金會做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善事」。不同於一般的慈善機構，大鱷捐助的善款不會用在為弱勢群體提供救濟或福利，而是用「改善教育狀況」為名，倡導一種開放式社會模式，推廣民主制度、鼓勵自由言論、以及教授各種爭取目標的抗爭手段。
大鱷以慈善基金會的名義資助當地獨立媒體的建設，以及一些自由派公民社會的聲音，所謂的「開放社會」只是一種招牌，其真實的目的是向那些被標籤為不夠民主的國家輸出勝利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掀起「民主浪潮」，每年還會資助來自這些地區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員進行三個月以上的學習研究，從而不斷培養有意願、有能力影響社會公共生活的年輕一代，為實現民主演變這個目標添磚加瓦。
早在1985年，大鱷已經對中國極感興趣，期望了解關於中國的一切，因此在牽線人的幫助下探討在中國設立基金會的可行性。當時計劃仿照在祖家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最少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並且搭上及後在六四事件中舉足輕重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陳所長，當時中國對經濟改革有迫切需要，所以雙方一拍即合。
除直接插手開放改革的模式外，大鱷更發現中國人對盛名在外的專家特別敬重，因此積極贊助一些由著名知識份子策劃、推動改變的非政府機構，例如中國首家環保非政府組織等。此外，通過審查篩選申請資助的計劃，大鱷也掌握了當地文化特質。基金會通過深入實地的活動，獲取第一手資料，也使其金融投資更加準確和有效。
1986年，大鱷策劃的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正式成立，首個重點項目就是資助一批經濟學家到其祖家的大學進行研究。另外，一些引發社會爭議的事件，例如深入調查興建三峽大壩造成的生態和社會影響的計劃，也獲得贊助。到1988年，基金會每年接到的申請案已經達到了2000件以上，獲准補助的個案近300件，而涉及費用不過是250萬美元。儘管並不是所有接受贊助的學者都接受大鱷那一套，但最少在當中爭取到不少支持者，並且透過贊助中國專家外訪學習，建立更接近自由派的意識形態，以及作為間接經濟支持。
1989年，大鱷基金會以最終行動失敗退出中國。

但是旋即把目標放到昔日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身上，1990年、93年及94年，先後在烏克蘭、吉爾吉斯、格魯吉亞創建了基金會。鑒於蘇聯瓦解後，這些國家大部分民眾生活都比較困難，因此從關係到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衛生、文化、教育為突破口迅速擴大影響。通過這些援助計劃，大鱷基金會為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贏得了信任，從而更利於其向當地民眾灌輸自由開放的民主價值觀。
大鱷經常自豪地說：「革命不應該被引向軍工事，不應該在街道上，而應該在平民的生活裡、思想裡。」基金會還對目標國政府的腐敗、官僚行為進行無情的揭露，以影響民眾的心理，逐漸對時任政府失去信心。當地政府只要做出任何有悖於公約和承諾的行為，還是在社會制度等各方面發展滯後、不夠成熟，基金會就會透過所謂「專家意見」揭露政府的問題，在國際上製造輿論責難，從而向這些國家施壓，以迫使其遵守承諾或改變政策。
2003年，大鱷經過近十年的活動，推動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格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被趕下台，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當選總統。2004年底，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當選烏克蘭總統。大鱷基金會資助的研究所在發動革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先科就是該研究所的董事會成員。在大鱷的策劃下，勝利國通過多家非政府組織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超過6500萬美元的政治資金。
2005年吉爾吉斯斯「檸檬革命」，總統阿卡耶夫被迫流亡國外。實際上，大鱷下屬的研究所早就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在吉爾吉斯各地組建了許多政治積極分子組織，這些組織深入到全國各地從事反政府、反總統活動。還建立了許多獨立媒體和出版印刷機構，傳播阿卡耶夫及其家族腐敗的各種傳聞，在民眾中破壞阿卡耶夫的威信。
大鱷對「解放」中國的期望從沒放棄，在一切都變得大不相同的21世紀，大鱷捲土重來。
2005年，基金會為中國非政府組織及相關機構捐贈了200萬美元的款項，採取和顏色革命地區相近的策略，投放資源在極具爭議的公共利益訴訟、環境保護以及愛滋病防治等，認為這些領域在中國正處於成長階段。同一時間，積極支持在中國開展以維權為主要目標的法律援助。在中國藏區，亦以促進西藏文化與發展，開展了許多支援項目，幾年間，對西藏的資助總額就高達5200萬美元。
大鱷還很成功地贏得中國傳媒的信任，認為撇開他在金融市場上搞風搞雨，二十多年來在中國的諸多「貢獻」，大鱷稱得上中國人民真正的「老朋友」。
過去十多年，大鱷透過各種渠道，招攬了中國及香港高教、傳媒及金融界精英晉身旗下組織，不斷宣揚中國崩潰論，希望旗下基金會的活動，能夠開花結果。單在首都香港，就投放了5000萬美元影響香港的司法界、學術界及傳媒企業，發佈涉及批判香港和中國的研究報告及項目。
然而，中國新領導層在2012年上場後全力打貪挽回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控制陷於失控邊緣的意識形態，竭制盲目的自由化發展，再次打撃了大鱷的策略。到2014年，在作為火藥引的香港佔領運動失敗後，眼見中國非但已經逐漸追上勝利國，並且採用一種和他心目中的理想國度全然不同的模式取得成功，已經垂垂老矣的大鱷，在一大堆失敗的自由國度面前，更被祖家驅逐唾棄，只能帶著失落，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或許他說的「中國領導人是自由開放社會最危險對手」，只能證明自由開放社會只能帶來動盪、難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