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觀察—霍詠強：特大火災、官員須問責辭職

20251231 霍詠強
《特大火災、官員須問責請辭》

11月底、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了一場令人震驚的特大火災，七棟多層大廈同時猛烈燃燒、火光熊熊，場面令世人都為之震撼。儘管香港政府善後工作上反應迅速，但必須要追究責任，而且還想不到，事件的分析和討論，仍然惹起極大的爭議。

先說結論，無論委員會的結論如何，香港特首李家超和消防處長楊恩健應該就發生重大的地區性災難、引咎辭職。

首先，從中國的規章來看：
中國共產黨官員在發生嚴重自然災害或重大事故（包括人為災難）時，雖然並沒有一項普遍適用、自動觸發的“必須辭職”的硬性規章。然而，雖然不是自動觸發，但在實踐中，如果事故或災害造成特別嚴重後果（如大量人員傷亡、重大經濟損失、社會影響惡劣），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官員有時會“引咎辭職”是一種政治慣例和責任承擔方式，體現“權責一致”原則。例如，在礦難、火災、安全生產事故等事件後，地方黨政負責人或部門主管辭職的情況很常見。

尤其是到了黨內規章就更嚴格，根據2019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七條（問責情形）規定中的第九項：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只要存在“領導不力”“重大失誤”“嚴重損失”或“惡劣影響”，即可啟動問責程序。

此類規定確認了對事故負有領導責任且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後果嚴重的，甚至會“終身追責”和“重大傷亡必查責”。例如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江蘇響水“3·21”爆炸事故、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等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事件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均發布了詳細的問責通報，對包括省部級干部在內的多名黨政領導干部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撤職、責令辭職、甚至追究刑事責任。特別是在鄭州“7·20”暴雨事件中，河南省委原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等多名官員被問責免職，體現了“重大傷亡+應對不力=嚴肅追責”的規則。

表面看起來，2021年7月20日鄭州市區，單小時降雨量達201.9毫米，打破中國大陸小時雨量紀錄。但是，在本來難防的特殊天災下，因為處理不善和之前沒有做好準備，存在失職仍然被追責，鄭州市地鐵集團董事長張洲更在調查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既打破“天災免責”慣性，強調“防災減災救災不力就是失職”；高級別官員被問責免職，體現《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在重大傷亡事件中的實際適用。

部分事故由於情況惡劣，在表面上是突發事件，仍然需要”適時”辭職。2024年11月11日，珠海市香洲區體育中心，一名男子駕駛汽車衝撞正在體育中心的市民，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傷，為近年來罕見的嚴重暴力公共安全事件。事件雖被定性為突發性、個體實施的惡意犯罪，類似於恐怖襲擊或報復社會行為，非因政府日常履職缺失直接導致，但是為了挽回市民對政府的信心，衝撞案發生後一個月左右，有多名地方官員辭職：

2024年12月8日，珠海市人大常委會接受市長黃志豪辭去珠海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同時接受副市長兼公安局長謝仁思辭去珠海市副市長職務，並免去其公安局局長職務，事發地香洲區區長劉奇英和副區長付輝也請求辭職，這被視為承擔領導責任的表現。

其中關鍵原因是政府信任度出現短期衝擊，為迅速修補而作出反應。綜合自《南方都市報》民調、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團隊抽樣調查，顯示信任維度在事發前後出現崩塌，辭職成為重整信心的第一步。

當然，除了一國兩制之餘，香港也不像中國內地，有大量地方官員可供調配，但單純作為挽回市民信心，地區領導和相關部門首長辭職是合理和有有需要的。

第二個維度是從事件的性質來看，政府存在明顯的失職。無論情況是否由現政府造成、或存在巳久，現政府既然未就相關問題在災難發生前作出補救，就必須負上全責，更何況在各方各面，這次事件都有嚴重缺失。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出現制度失效如此丟架？

施工現場遺下火種、承建商使用不達阻燃標準的圍網和膠板、警鐘失靈令災民走避不及。這些問題清楚地指向了管理疏忽、行政失當、偷工減料、魚目混珠，並且可以清楚地總結為行政腐化，涉及貪污及詐騙行為，這種肆無忌憚的違法行為是怎樣悍然不畏法律制裁的？

香港不少大廈都是在七八十年代就開始興建，所以到目前為止，300多萬單位中，超過一半160萬個樓齡超過30年。因此，早在十多年前，香港政府就發出眾多的修葺令，要求大廈進行維修工作，避免造成意外。而這個時候，一些無良的顧問工程公司會買通物業管理公司、甚至部分業主法團成員，從而達到控制投標、合謀分贓，再加上層層分判，自然令真正用於工程的費用不足。

圍標造成的爭議雖然早已引起政府關注介入，甚至因應審計署的要求，考慮設立工程監管局，監管各項維修工程，但可惜引入監管局的計劃落空，變成了一個三不像的所謂「招標妥」的網站，只提供訊息、卻完全失去了最重要的監管作用。

怎樣的力量令香港政府特區的制度失效？使之變成一種三不像的行政措施？建造業對香港舉足輕重，加上工程違例的罰則欠缺阻嚇力，成為地產霸權以外的另一大毒瘤，最終造成這次災難事件的重要背景。

政府在緊急處理上雖然及時，但在災後重建安排，以及長期具體計劃上，卻又顯得進退失據，透明度不足，部門間的協調也缺乏，同樣令人失望，也令災民繼續積累怨氣。

本材料由 Chinese Information Radio代表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發佈，更多相關信息可從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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