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觀察—霍詠強: 為什麼制度會失靈？

20260422 霍詠強
《為何制度會失靈？》
——從香港到美國，探討制度與社會發展的脫節

近年來，部分西方國家仍持續以香港及新疆等地區的情況為例，對中國在人權與自由方面的表現提出質疑。與此同時，在香港宏福苑事件的聽證會過程中，公眾卻赫然發現，許多本應有明確制度規範與部門管理的事項，在實際操作層面竟呈現出近乎真空的狀態，導致制度全面失效。這些現象不禁令人深思：在當今世代，那些曾被視為文明基石、引以為傲的制度體系，為何在世界不同角落——尤其不少先進地區——似乎都正逐漸失靈？

若仔細比對，甚至可以觀察到一個殘酷的現實：制度與社會發展、生活品質改善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聯。

以香港為例，這座城市向來以文明有序、制度完善自居，長久以來亦被內地及周邊地區視為城市管理的參考藍本。然而，在宏福苑火災這類重大事件中，公眾見證的卻是一連串管理機制的荒腔走板。從火警發生時的延誤通報，到消防救災環節中的重重漏洞，倘若任何一個環節能妥善執行，這宗特大意外或許根本不會發生，即便發生也不致造成如此慘重的人命傷亡。但現實是，悲劇不僅發生了，更暴露了涉事管理公司、顧問機構及承辦維修工程的單位之間普遍存在的疏漏與卸責心態。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缺乏擔當的風氣已然蔓延至多個官方部門，衍生出一種如今廣為流傳的官僚口頭禪：「不關我事」，甚至進一步升級為「沒有一件關我事」。

近期不少評論指出，這類災難性事件的本質是制度問題，或者說，是制度未能有效落實的問題。然而，若制度本身無法貫徹執行，它還能否稱之為一套完整的制度？從另一個角度審視，也許大家都認為自己只是「按章工作」，當所有人都僅滿足於最低限度的規範時，整體效率必然大幅下降，甚至引發嚴重的負面連鎖反應。

將目光轉向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自中國放寬入境簽證限制以來，大量外國旅客，包括不少美國的網絡內容創作者，紛紛前往中國拍攝記錄。這些影片不論最終對中國持正面評價或有所保留，卻不約而同地呈現出兩個共通的觀察結論：其一，他們普遍困惑為何作為全球最富裕國家的美國，其基礎建設竟遠遜於中國；其二，他們均認同相較於歐美國家，中國的治安環境優越得多，女性即便於深夜十一、二時甚至凌晨獨自外出亦隨處可見，毫無安全顧慮。因此，不少網紅提出了這樣的質疑：當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與行動自由都無法保障時，歐美社會又有何立場對中國、乃至香港與新疆等地區指點人權與自由的議題？

放眼美國、歐洲、香港乃至日本等先進經濟體，過去均曾歷經一段社會環境急速改善、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然而，這股進步的動能為何在今日戛然而止？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傾向將此歸功於民主制度的充分發展。但經歷全球格局的多次變遷後，我們逐漸明白，民主與否並非關鍵所在。一個社會能否持續進步，其中一個核心要素在於社會各階層是否擁有「共同利益」。

而這種「共同利益」必須涵蓋平民百姓、富裕階層與政府官員三方。當這三者在一段時期內能夠凝聚相同的意志與利益目標，該地區便能獲得強大的發展動力，實現急速成長。同樣是前殖民地，新加坡與香港依靠貿易起家，換言之，其繁榮依賴於人流與物流的暢旺，而當地官員亦能透過推動經濟增長獲取豐厚回報，從而向宗主國交代。在此格局下，官、商、民三者利益高度一致，發展動力自然充沛，造就了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反觀許多非洲或落後地區，雖坐擁豐富天然資源，但當地官員與民眾之間非但缺乏共同利益，官員更傾向於壓榨人民以低價獲取資源牟利。在此情況下，社會發展根本無從談起。

同理，當今發達國家之所以逐漸走下坡、增長速度趨緩，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官員、資本家與普羅大眾之間的共同利益已經瓦解。美國政客或香港特區官員的首要回報來源，已不再是整體社會的成長紅利，而是來自特定群體——例如政治金主、特定政治板塊或財團企業。這種利益受體的割裂，更因社會環境的嚴重撕裂而進一步加劇。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過去十餘年間的惡鬥已使政治判斷失去理性基礎；在香港，連串政治事件亦導致社會內部乃至政府架構內出現不和諧聲音，嚴重窒礙了施政的主動性。

當制度運作缺少了「向前多行一步、做多一點、思考深一層」的主動心態時，整體治理便淪為另一種形式的「按章工作」，社會環境自然只會倒退而非進步。這種現象在實施選舉民主的地區尤為嚴峻。

匈牙利政壇變天，新任總理毛焦爾的崛起過程極具代表性。他雖出身執政黨派，卻在爆出醜聞後退黨，但他並未如傳統政爭般分裂原有政黨另立山頭，而是直接掌控了在野反對黨。加入反對黨不過數月，他便帶領該黨贏得歐洲議會選舉。試想，一個反對黨何以如此輕易接受來自敵對陣營的重要人物擔任領袖？從常理推斷，這背後若非早有周密部署，便是反對黨背後的勢力——無論是內部派系、外部政治團體抑或金主——對該黨擁有絕對操控力，足以強行安插一位理念迥異的「前對手」擔任領袖。

當今的選舉早已牽涉巨額資金與長期佈局，背後充斥著政治交易與資源交換。過去一度盛行的「政治素人」或政壇大洗牌現象，恰恰反映出極其龐大的組織力量正意圖對國家政治生態進行重塑。匈牙利政局的演變，便被解讀為美國金融巨鱷索羅斯重新操控該國政局的結果。

這正是當代多數西方國家政治高層——尤其是大批政務官員——其施政理念與共同利益完全脫離普羅市民的根本原因。無論特朗普如何高喊履行競選承諾，最終往往流於空談。原因無他：透過選舉機制上台的政府，其本質利益與人民群眾的真實需求早已南轅北轍。

本材料由 Chinese Information Radio代表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發佈，更多相關信息可從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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