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觀察—霍詠強：種族問題會怎樣變成災難？

20260701 霍詠強
《李家超錯失主動辭職的機會？》
香港錯過將政治危機轉化為信任契機？
今天是7月1號，香港回歸紀念日。一轉眼，香港回歸已經29年。從數據表面來看，經
濟狀況似乎有改善的跡象，無論是GDP的增長，還是外資流入的數字，都大幅上升。
但大家心裏都明白，這類經濟數據或金融數字，並不能充分反映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
活當中，這種脫節的情況，在發達國家幾乎已成為常態。不過，在這個回歸紀念日，
我反而覺得，今年政府其實錯失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一個能夠將香港目前的強勢
不止延續下去，甚至可以進一步擴展的機會。可惜的是，由中央政府到特區政府，似
乎都錯失了一次能夠徹底扭轉香港局面的契機。
這個契機，我大概在半年前，即去年10月初，在提及宏福苑火災的時候已經提出過。
當時正值發生這麼嚴重的社會問題、這麼大的災害，政府理應有人問責下台、引咎辭
職。除了相關的專責部門之外，特首也應該選擇下台辭職，以挽回政府的聲譽。當時
我提出這個講法，是真心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把這件事落實。雖然對李家超來說，這樣
的選擇並不理想，甚至不是一個公平的決定，但我認為，對整個香港的發展而言，這
個行動可以帶來非常正面的意義。
可惜的是，這個變化並沒有出現。不單是李家超沒有選擇辭職，其他主要相關的部門
，從最上層的保安局，到稍為下層的房屋局、發展局，甚至消防處，整個政府架構都
紋絲不動，好像完全不需要為宏福苑這麼大規模的災害，承擔任何問責。特別是，這
件事經過調查委員會長達半年的調查與聆訊之後，期間大家見到更多相當可怕的問題
陸續浮現，但政府卻選擇了強力執法，起訴承建商，甚至動用更嚴厲的罪名去起訴相
關人士。這個行動，我覺得當然無可厚非，也非常合理，因為這些這麼大的蛀蟲，是
必須要剷除的。但問題在於，當整個社會都看到有這麼大的蛀蟲存在時，為何相關的
政府部門，完全不需要為這些蛀蟲的存在而作出任何問責行動呢？
而且，我在上一次，即大約半年前已經說過，這種問責行動愈早做，效果愈理想。但
可能大家認為，距離黑暴事件不過數年，香港重整旗鼓也只是不久之前的事，所以應
該保持穩定，讓這一屆政府繼續維持下去。這種心態，可以說仍然是一種精英管治的
慣性思維，務求以穩定、以某些所謂的制度、以調研去推動往後的政策。然而，正如
剛才所說，表面上香港目前的經濟發展好像很樂觀，GDP大幅增長，外資流入亦因為
瑞士在很多方面行為不當，以及中東戰火蔓延，令迪拜、多哈等地一度有相當多的資
本流入又流出，最終使香港和新加坡成為受益的地區。可是，正因為有這些利好消息
出現，香港卻未能完全借助一個具權威政府的威信和人民的信任，從而將這種轉變推
上更高的台階，這正是我覺得最令人可惜的地方。
尤其在這一時期，香港除了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之外，也決定推動一個跟隨中國內地模
式的五年計劃，去規劃未來的政策實施。與此同時，在行政以及更加貼近民生的行動
上，北部都會區亦會正式推進。理論上，在諸多好消息的背景下，如果香港有足夠有

力的領導，市民理應充滿活力，對於新形勢的發展非常投入才對。然而，我們發現，
無論是針對政府推動的五年規劃也好，還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也好，一般市民的反應
都是聽其自然，主動投入的心態並不明顯。為何會有這樣的問題發生呢？主要原因仍
然在於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與信心，因為宏福苑火災事件以及過去一段時間的種種
問題，而大幅受損。當大家看着那些聆訊、諮詢過程中所披露的資料，或者看着部分
政府官員——沒錯，他們可能在制度上、系統上已經盡了全力——但問題是，他們並
沒有辦法改變宏福苑在整件火災事件中充斥着監管失效與制度脆弱的事實。而這些，
正是政府官員需要問責的地方。如果政府官員不第一時間站出來問責，出來清除了這
些蛀蟲，又有甚麼用呢？在許多普通市民心中，我相信八成、九成，甚至絕大部分的
市民，在看到這些承建商被控以嚴重罪名的同時，心裏的想法是：「那麼，為甚麼監
管他們的官員仍然大搖大擺地安坐其位，每月拿着十幾二十萬元的薪水呢？」
當這種基本的信任不存在時，我們就很難讓一般市民相信，接下來的這些五年規劃確
實會有實際效果。因此，當初我才提出，其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一個月、最多兩
個月之內，甚至在這個聆訊和諮詢還未開始之前，就已經有人出來問責下台，而且最
好是重要官員。說實話，甚至最具代表性的行動，的確就是由特首問責下台。在這種
情況下，這個行動可以說是完全代表着一個真正的了斷，而非純粹是一個止損的操作
。即使退一步說，最少都應該有一位消防處處長出來負責——大家可能會認為這只是
交一個人頭出來，但起碼這件事能夠達到其目的。如果能進一步有更加重要的官員問
責下台，更可以將整個問責制度借這個機會大幅度提升其價值。
如果這些問責方式能夠得以落實，能夠獲得社會認同的話，那麼今天，我相信推動五
年計劃由一個新的領導班子，或者至少部分新的領導班子去推動，以至北部都會區的
發展，整項工作肯定會更有說服力。說實在的，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要在重要的關頭打
一場翻身仗，本身就不容易。難得香港能夠有這麼好的機會，經濟環境有所改善，而
整個未來規劃也能夠與中國內地的發展接軌，加上有一個像北部都會區這麼重要、這
麼明確、這麼接地氣的行動——甚至可能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關——這些事情
能夠一環扣一環地連結起來，如果這些新項目能夠在一個至少表面上充滿新面貌、新
拼勁的班子底下來推動，是不是能夠讓這些事情做得更好呢？讓我們今天，再加上經
濟確實有改善、數據更為理想的時候，市民是不是會有更大的信心呢？
尤其，香港的整體架構說到底仍然是由中央政府主導，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更是如此。
所以，即使在最高領導層，也就是在特首的崗位作一些調動，我相信對於整個香港的
震動或影響，其實都有限。雖然表面上最高領導人辭職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夠重
建社會的信心，但當然同時也可能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性。不過，正因為香港背後
還有中央政府作為支撐，說得坦白一點，仍然有一股足夠的力量和向心力，讓大家明
白香港仍然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借助新的班子上場、新的人物，
或者至少部分新的人物，都能夠讓社會有更大和更明確的期望。就算我以更功利的角
度，從實際操作出發，從政治策略和公關危機管理的角度來看，這個操作首先能夠為
政治預期做一個合適的管理。當我們推出一系列宏大、需要全社會投入的五年計劃之
前，先做一場徹底、高級別的問責改革，實際上在政治上是最經典，或者最能表達勵

精圖治決心的做法。而主動辭職，也代表着現屆政府為宏福苑這項重大的失職行為蓋
棺定論，承擔了最重要的政治責任。可以說，在政治上清除了舊包袱，重新開始，也
令往後的五年計劃、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都能夠獲得新的動力。甚至可以說，是借助
了一場危機，把它轉化為制度上的防禦，或者重新設定一個新的出發點。這對於香港
來說，非常關鍵，也非常有用。
但是，很可惜，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也代表着這一次，政府是放棄了、浪費了一個
難得的大好機會。對部分重要官員來說，這可能是個人事業上的一個重大損失，但畢
竟香港還有許多旋轉門的機會，他們也還有更上一層樓的可能。能夠主動負起責任，
會讓社會加強團結，增強政府團結向上的動力。然而，很可惜，打出一手好牌的時機
，似乎已經錯過了，也難免讓本來可能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或者一個新的轉變，
變得事倍功半。

本材料由 Chinese Information Radio代表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發佈，更多相關信息可從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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