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2020時事觀察 第1節 — 霍詠強：追求自由只是「倖存者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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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 霍詠強
1. 追求自由只是「倖存者偏差」？
過去幾天，國際局勢轉變得非常迅速，原來美國還在聯合其他西方國家聲討中國的國安法，並以此標籤為剝奪香港的自由、破壞了自治，儘管自治很明顯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正如歐盟、美國都不會插手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糾紛，然而，這些聲討大會還未開始，就已經草草收場，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暴亂打亂了美國所有的部署，一下子美國成為了罪惡的深淵，問題的根源。
有人會批評美國長期不認真面對種族歧視，一次又一次引發暴亂；有人會比較香港和美國的暴亂，以及警察的處理方法，抱怨媒體和西方國家對政治事件的雙重標準。當特朗普官方地強調種族平等，卻又即時威脅會對示威毫不留情，指示軍方戒備、派出國民衞隊鎮壓，西方國家政府對此噤若寒蟬，世人應也不會忘記加拿大總理在問題前的21秒沉默。
曾幾何時，西方國家還聯成一陣線，威脅中國不能派遣軍警平息香港暴亂，否則會對中國實施制裁，因為這是人民的合理抗爭。香港的抗爭最少也近半港人反對，而在美國最多也不足一成，至於應否與暴力「割席」？就留待人們心裡自行評斷。
一星期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威脅會如果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就會制裁中國，有記者問到許多西方國家包括美國都有安全法，為什麼中國不可以在香港實施？奧回答説「因為美國有法治、群眾可以游行示威，中國沒有。所以中國不可以有國家安全」，先不論這種看法有多偏頗，特朗普簽署的行政指令可以對美國的法治帶來多大的破壞了？當天奧更不會想到美國迅即爆發嚴重暴力抗爭。
但是在他的看法之中，流露出嚴重的邏輯錯誤，一個地區的國安法應該是針對危害國家穩定的基本法則，清晣明確地提出正是對法治的尊重，而一個地區是否經常游行示威，和國家安全怎會有直接關係？或者反過來看，正反映有其必要用國安法來規範公眾秩序。再退一步看，為何我們只能倚靠游行示威來表達對政策的不滿？而不是通過更健全的既定方式？游行示威對政策的影響，又何曾是正面和有效的？
在千頭萬緒之中，連串眾多事件，也有了觸動。
這些人物，包括許多社會的精英，他們想到的到底是什麽？眾多反對派中，黎智英最是鮮明，他多次在不同場合中表達過「因為香港擁有內地人從未想到過的自由，在內地生活是不會明白的，所以要保護和爭取香港自由」，他甚至可以接受拋棄繁榮和安定來追求這種自由。從黎的出身背景，我們或許可以想象到他的想法，他離開時的中國大陸是處於困境和束縛之中，到了香港，忽然發現有許多可以打拼的機會，讓他十多年間就賺取到讓家人生活無憂的財富，他覺得要追求更完美的人生，然後英國人的離開讓社會出現更大的自由度，所以在他心中，自由就是全部。
人在成長後、成功後，總是會忘記許多在生活上、在過程中的細節，一個説法就是「越明顯的、越容易被忽略」，所以或許黎智英還會記得自己的努力是成功的基礎，但許多更重要的條件、更具影響力的因素，是完全不知不覺的，例如，在這段時間，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移民增加了勞動力和社會奮鬥向上的活力、家庭對個人的支持等等。然而，這些更重要但卻不起眼的因素，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是可以被犧牲的，可以說是被「自由」蒙蔽了雙眼，他更沒法聯想、也可能不想接觸今天中國的變化有多大？
這讓我想起最近一個偶然讀到的理論：「倖存者偏差」(Surviorship bias)。倖存者偏差和軍事統計有關，具體內容在網上不難找到。
倖存者原意是戰爭中倖存的軍兵，也可以視作社會的優勝者，因為他們是在淘汰賽篩選後遺留下來的，當他們回顧自己的成功時，會看到身上的彈孔和創傷，認爲這些地方是他們更需要加緊保護和珍視的，但是他們忘記了觀察看其他失敗者或被淘汰的人們，他們身上受傷的地方，可能才是真正致命的，倖存者正正是保護了這些沒有受傷的地方所以存活下來，偏偏這些重點就被倖存者忽視了。
所以倖存者應更多珍視和保護他們沒有受傷害的地方，正如在香港也好、歐盟、美國也好，他們更應該珍視穩定和諧的社會、理想的生活環境、先進的科技，毫不畏懼地分享這些經驗，輔助人民向正確的方向邁進，因為這才是他們「先進」的條件、被仰慕的原因，而不是打著「重新偉大」的招牌，補助衰敗汚染的能源業和重工業。
香港的精英們也同樣陷入「倖存者偏差」當中，他們曾經是香港、以至於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者，甚至曾經得到超越個人地位的尊崇，他們原來就是成功人士。然而時移世易，爭取勝利的條件和環境今天已經不存在，追求的理想也不再相同，當我們試圖以現在的成就、回看過去找出路，那很大可能是完全是錯誤的，因為今天已經擁有的成功特質，會被自己忽略了、會被輕視，當我們失去了正序邏輯、忽略了循序漸進，追求的未來也只會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可以思考未來來規劃現在，但不能用未來來評價現在。
活在當下、不是過去、也不能是未來。
昨天問了兒子一個問題，有什麽事情結果是完全不重要的，只有過程才重要？答案是「人生」。人生中，只有「過程」才重要，因為「結果」都一樣。然後再想想，很多事情都一樣，但凡是和「活著」有關的事情，過程都比結果重要。正如現在大家都在沸沸揚揚的討論種族歧視，大家心裡心裡有個謎：為何美國搞了幾十年的種族平等，都是圖勞無功？同樣因為欠缺了「過程」。
想想前兩年的#metoo運動就會明白，多年來，美國出現過無數爭取平等的運動，每次都是轟轟烈烈的把整個美國社會都動員起來，政治人物、明星、名媛空群出動支持，一下子一蹴即成、似乎大家都已經明白了！但是性別也好、種族、宗教也好，它們都是生活，是每個人、每個想法的反映，其實行為和說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和社會上是否對各種族都給予足夠的支持，最重要的，其實是社會其實需要對弱勢群體傾斜，也就是說需要「不平等」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支援。只可惜在強調「平等」對待的西方社會，就會對弱勢社群造成不公平，逼使族群抱團取暖，在過程中形成更廣泛的歧見。
所以政府必須負起在政策上傾斜的責任，從而形成無時無刻的儆醒，但又必須只達到扶持而不是依賴，因此政府的行動，必須要主動並且合理，在這方面新加坡政府以華人為主的多種族國家，還是做得很出色的。從飲食、教育、房屋政策上，迫使不同族群融合，凸顯對少數種族的需要，教導種族平等的概念。
要達致種族平等，必須是政府的長期穩定的政策；抗爭運動或會引起一時的關注，又或者立法追究責任，但在選舉制度下，政府更難制定長遠策略，缺乏了「過程」、終究流於表面，歧視的情況只會一直反覆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