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12019時事觀察第2節：霍詠強 — NGO背後的美國影響力
20191211 霍詠強
2.NGO 背後的美國影響力
12月2日，中國政府針對美國發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原則，干涉中國內政，中方除了暫停審批美軍艦機赴港休整的申請後，更同時制裁五家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煽動分裂活動的非政府組織 (NGO)，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 IRI」、「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 NDI」、「人權觀察 HRW」、「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美國通過直接資助非政府組織在不同地區推動政治活動，也不是什麼秘密，不少軍政界中人也早明言這些「特派」組織是美國中情局 ( CIA) 的延伸。 日本《朝日新聞》就曾報道，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向中國的有關「民主和人權」問題的團體提供總額高達9652萬美元的資金支持。世紀之初，也有影片揭露過NDI和NED 等由美國政府支持的NGO組織在塞爾維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情況。
或者會有個問題，這些NGO組織的影響力真有這樣大嗎？
經過了五十年的冷戰工程，美國的影響力就是建立在龐大的價值觀網絡之上，而 NGO 非政府組織就是建立和摧毀價值觀的橋頭堡，但是這個價值觀生態系統，遠比我們能夠想象的架構龐大得多，而且更特別的是當中還包括一些貌似中立的組織和人物，甚至是這些組織和人物，真以為在進行自發性的專業工作。
這些組織會以融入社會為重點，例如和大專院校合作，資助進行硏究工作，一方面可以輔助這些同路的教授、講師提升社會地位，「分析或揭露」一些基建工程、社區發展、政治變化為名，發表對美國有利、又或對攻擊目標地區有害的資訊。例如對香港的「明日大嶼」計劃，就會刻意繞過香港的基本限制和土地的需求，反而強調當中會以環境破壞（例如填海會帶來的生態影響）、生活方式受損（例如沿海景觀被破壞）、潛在的危險（例如消耗財政儲備），通過發表一些斷章取義的數據分析報告，從而帶引傳媒的報導方向，由於有教授牽頭、NGO背書，傳媒的渲染就更可以肆無忌憚！
同樣地，這些組織也可以透過幫助「志同道合」的教授們，傳揚他們崇信的「理想目標」，本來應該是一群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知識分子：專家、教授、社會精英，但是，他們雖然有個人的尊嚴，但同樣有自己的追求，透過幫助他們出席國際活動，提高他們的影響力，硏究報告能夠刊登在重要的期刊中，甚至獲得重要國際組織的獎項或職務，更被視為體現個人成就的重要里程碑。更何況，還有一些NGO團體，特別善於和主要國際媒體打交道，稍有偏差的說法，也會有人保駕護航。
這些國際組織就是建成這個網絡核心最為重要的組織，是所謂「遊戲規則制訂者」，例如技術協會、評級機構等。現代社會的架構和分工協同的需求，令世界活在各種計劃、規格和條例當中，很自然就會有一群領頭人組成協會，徵求、討論、制訂各種「遊戲規則」，這些規則非但影響我們的生活習慣，最重要的是會進一步延伸出各種評級和認證機構，間接地分割了各種利益。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制訂各種「遊戲規則」的機構，差不多全部都在美國控制之下。
例如，制定流動電訊標準的 3GPP 就幾乎間接主導了電訊企業的浮沉，在2G、3G時代，採用來自歐洲的編碼制式和通訊標準，也就這樣令兩家歐洲企業Ericsson 和 Nokia 超越了美國企業，令一度成為通訊業龍頭的 Motorola 再無翻身之地。到4G年代，Intel 和 Qualcomm又借助新的標準超越兩家歐洲企業，也讓美國重新站在電訊業的領導地位。所以，當華為支持的 Polar 成為5G的編碼標準，雖然只是在控制編碼方面，理論上也只佔了一個小部分，但已經足夠令美國非常震驚，開始針對中國的創科企業。
今年中，當美國宣佈將華為列入「實體名單」，所有商業往來都要接受審查後，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 (IEEE) 就在內部通訊中提到，避免引起嚴重的法律影響，暫停讓華為的同事擔任期刊的審稿人或者編輯。同一時間，華為也在Wifi 無線通訊的委員名單中被除名。IEEE 在工業界所定義的標準有著極大的影響。未來華為在 IEEE 協會相關的項目的參與、審稿以及標準制定方面會遭受到相關的障礙。這種無形的壓迫，對華為的損害，比較禁用美國產品更為嚴重。
IEEE 事件中，尤幸中國經過多年的成長，在不同的協會內也建立了一定的影響力，華為亦一貫積極推動 IEEE 建立科硏架構標準。事件曝光後，北大信息科學技術教授、IEEE NTC北京分會主席張海霞，更是當天就向主席穆拉發出公開信，退出個人所在的IEEE會員和期刊編委。結果三天後，IEEE官方宣布，解除對華為及其子公司員工的限制，可以繼續參加出版過程的同行評審和編輯工作。
美國就由國際組織、專家教授、非政府組織、傳媒組成牢不可破的價值觀生態系統。 中國又如何可以爭取話語權？
中國應該學習和效法美國，過去幾年，中國已經明顯地更主動參與各個國際組織，這也是在IEEE事件中能夠作出反撃的原因，但同樣，也反映出力量是不足夠的。中國或許應該在國際間，在政府和企業之外，通過地區交流、大學院校的合作，發展更多的非政府組織，並且通過這些組織，聯繫更多的同路人，既可以加強聯絡各方專才，強化中國的硏究能力；也可以建立更廣泛的話語權，更準確地傳遞中國的想法。
另一個針對性的方法，也可以加強對國際組織的監察，通過分析和報告這些「遊戲規則制定者」的工作，從而透過實際壓力來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取得平等的話語權，在往後應對更直接的對抗時，可能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