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02019時事觀察 第2節：霍詠強 — 香港政府還有什麼選擇？

20190710 霍詠強
2.特區政府還有什麼選擇？
香港政府還有其他選擇嗎？答案是沒有。因為付不起代價。原因要從示威者的想法開始。
到過示威前線的都會為抗爭者的「系統秩序」而感嘆，尤其是年輕人慣常都生活在手機和遊戲的私人空間裡，衝擊立法會的行動，無疑是一項極具吸引力的群體活動，是年輕一代從未接觸過的大型運動。在骨幹成員的指揮下，他們自發組成了一個高效運轉的系統，前線衝擊立法會需要的物資以手勢和口號地方式傳到後方，後方迅速搜集甚至需要製作物資後，再通過接龍的流水線快速傳遞回去，有很多年輕人抱著物資在通道裡快速奔跑。
這是一場和獨裁政府的比拼，這是併發年青光華的寶貴機會，全世界都看著我們。
這都令不同年代的人群想起八九、想起保釣、想起六七，維持這種熱情，需要不顧一切的理念，需要相信自己經歷的所有過程，都上升至超越個人、什麼超越群眾的精神理念，確信所有和平抗爭方式都用盡了，而政府毫無回應，從年輕人的角度看，還有什麼辦法能推進運動嗎？只剩下暴力了。
所以當政府宣佈修例暫緩後，許多年輕人忽然覺得非常失落、非常痛苦。難道這浩浩盪盪的社會運動，比追劇強烈一百倍的樂趣，就如同劇情落幕而結束？所以他們沒有因為成功逼使政府妥協而喜悅，所以6-16並不是勝利大遊行，而是要包裝成為更可憐的受害者，「黑警魔頭」終於出現了，發動者需要找出更高尚的理由，更不可能實現的要求，繼續讓這仿如大規模的現實打怪遊戲升級，更重要的是讓明哲保身、和理非的遊行群眾，得到需要支持和保護的對象。
所以在7-1晚上，暴徒散去時，在熟悉朋友的群組內，寫上了「明天傳媒會贊揚攻入立法會的學生，有理智、有分寸。」結果，這世界出現了「有秩序的、克制的暴力」。
政府能夠怎樣改變這情況？不可能的，只有等待開學了、筋疲力盡了，事情才會暫時告一段落。請記著反對派議員許智峯和衝撃者的一段對話：許說，「入面有會開先衝、衝得有價值」，衝撃者大叫，「到時我要返工呀」。原來上學、上班，比議員的號召有效得多。同時，大部分衝撃者每次都在12點就結束，他們可不是灰姑娘，但是在金鐘開出往九龍的尾班列車，開出時間是12:56。
如果認為這些年輕人竟然有這樣的勇氣，監禁、橡膠子彈、催淚氣體和共產黨的威力嚇不到他們嗎？為什麼他們賭上自身的安全和前途？對衝撃者來說，他們懂得遊戲規則，得到許多法律上的支援和指導，所以他們會帶好眼罩和口罩，會和警察說不要攻擊，因為還未帶好頭盔，他們還會保護自己，阻止每一個試圖拍照的人，以免真面目被曝光，除非作為領導者，早已得到美國的保護承諾。
所以，各位認為香港從此不再一樣、特區管治非改革不可的社會賢達，還是帶好頭盔口罩，找個機會到衝撃現場走一走，感受一下躍動的香港。
那政府真的什麼都不能應該做、或不需要做嗎？
且看看示威人士的五大素求：
1. 撤回修例、
2. 收回暴動定性、
3. 撤銷對抗爭者控罪、
4. 追究警隊濫權、
5. 林鄭月娥下台
連原來最容易做，估計林鄭也不介意做的第五條，最近也改為實行雙普選了。就連林鄭要求和各學生會會面，對方也都以答應這五大素求作為前提，政府能答應嗎？
更何況，不難想像年輕人往後還有許多很「理性」的要求，例如：
• 特區政府必須要求中聯辦，不要再插手本地事務，不能對香港的法治指指點點；
• 中央政府不能再釋法；
• 香港選舉，政府不再DQ候選人資格；
• 不再驅逐外國記者；
• 亦不再禁止邊緣政黨運作；等等
特區政府能答應嗎？中央政府能同意嗎？既然不能，就只可以慢慢拖了，反正一切風潮，受害的也只是香港人。
不過提到高官孭鑊下台，還是有些建議，政務司張建宗上任以來，一直強調青年工作，結果搞得了大亂子，自是責無旁貸。另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作為高調的民主派人士，對反對派的計劃一無所知、又或有心隱瞞，都屬於死罪。
每時講到學生運動，總少不了五四時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但是蔡元培在保護學生的同時，也為自己種下的禍根，感到不安。
五四運動時期，學生遇到被視為簽訂二十一條的「賣國賊」章宗祥，像暴民一樣，把他用鐵棍痛打至昏迷過去。學生更點火燒了趙家樓，結果被逮捕了。蔡元培遂聯絡其他校長，要求北京政府釋放學生，政府以釋放學生作條件，要求不要罷課，蔡元培苦苦勸說，學生勉強接受了。
被捕學生回到學校，蔡元培留下辭職信，留下漢代《風俗通》：「殺君馬者道旁兒。」意思不難明白，是旁觀者、包括自己的推波助瀾，令學生失控。蔡元培認為運動過後，學生嘗過勝利和權力滋味，以後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難以再守紀律了。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數學生反對徵收講義費而聚眾抗議，素來溫文儒雅的蔡元培，居然在紅樓門口揮舞拳頭，怒目大聲說「我跟你們決鬥」，全校重要教職員包括蔣夢麟、沈士遠、李大釗及眾多教授集體辭職。
在同年10月25日北大全體師生會議上，蔡元培解釋他這次為何要「小題大做」：「二千幾百人中，偶然有幾個神經異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數人有這種異常的計劃，為什麼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從？為什麼其他大多數的人都像隔岸觀火？事前既不加糾正，臨時又毫無制裁？」他認為大學生知識比常人高，應該有自制的力量，能獨立判斷，不受外界蠱惑，所以給北大學生敲警鐘——不能濫用鬧學潮的權利。